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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学士毕业论文

2018年04月17日 09:50  点击:[]

 

 

               曹丕与韩愈“文气说”之异同

 

 

 绪论  

“文气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它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气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观念,它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文气说”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曹丕,他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气”的观念引入文学理论中,首创“文气说”的概念。在南朝时期,南朝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龙》中也提到了文与气的关系。与刘勰同时期的钟嵘也很重视文气。唐宋时期,文学大家韩愈也提出了“文气说”这一观念,但他对“文气说”这一概念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宋代苏辙进一步阐述了文和气的关系。元代文学家姚隧也发展了“文气说”,他的观点对“文气说”这一观念的范畴进行了大胆的开拓。至于明清时期,清代桐城派刘大櫆对“文气说”进行了全面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标志着“文气说”的成熟。[1]但是在“文气说”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个观点就是曹丕的“文气说”和韩愈的“文气说”。

    魏晋时期,“文气说”这一观念首次出现在古代文学理论中。著名的文学家曹丕在他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曹丕将哲学领域内的“气”引入文艺领域,首次提出“文气”这一概念,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奠定基石。曹丕对“文”与“气”的关系的认识对“文气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气说”的发展历程中,另一个较为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韩愈的观点。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在他多年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文气说”的观点。他是在曹丕的基础上对“文”与“气”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创新。他“气盛言宜”即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浩然之气”含义接近。韩愈的“文气说”的思想对后来的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曹丕与韩愈文气说之同及其原因

2.1曹丕与韩愈文气说相同之处

这两种重要观点作为“文气说”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它们本身既存在着相同的一面,又存在着相互区别的一面。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文”与“气”关系相同

两种观点都认为“文”与“气”之间有着较为重要的联系,这两种观点都承认“文”与“气”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曹丕看来:“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也就是文章是以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儿子和弟弟。曹丕所谓的“气”是指表现在作品中的作家自身的气质个性,在曹丕看来“文以气为主”,“气”是文章作品的主导,它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成就的高低。“文”的风格受到“气”的影响,同时“气”又会在“文”中得到体现,“文”与“气”之间互为显现。而韩愈则认为“文”与“气”的关系则像是物与水的关系,气的盛衰直接决定了文章水平的高低,“气”对“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韩愈看来“文”与“气”之间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3]这两者都从一定的方面阐述了“文”与“气”之间的关系,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及重要性。

2.1.2“文”、“气”内涵相同

    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文”是指文章的风格和品格,“气”是指作家的气质,是人的一种活跃的生命力,一种独特的风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气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一个独创性“气”的文学批评范畴,曹丕把“气”视为作家个性风格和文学风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观点。曹丕所谓“气”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整合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4]韩愈的“文气说”进一步强调“气”概念范畴,在他的“文气说”中“气”仍是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和道德修养,两者之间有着相同的方面,但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两者在“气”的观念的某些方面仍有不同之处。

2.1.3强调文学的价值功用

两者的观点从本质上来看,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强调文学功用的艺术价值观。中国古代文艺具有一条绵延不绝的功利主义线索。《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被朱自清认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这里“志”字从“心”,“心”借助语言来表现,即为“志”,即诗是作者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心灵世界的呈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这也是文学是人情志的表现。明朝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的口号,强调文学要表现作家的个性,要求诗是作家个性和情感的流露。此外,在中国,文学对作者而言,还是青史留名的途径,即“不朽之盛事”,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也”,在这里,“立言”即文学创作,被称为“三不朽”之一。无论是曹丕的“文气说”,还是韩愈的“文气说”都体现和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功用,即强调文学对创作主体达至“内圣外王”这一理想人格的建构作用。文学对作者的作用表现在,通过文学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世态人情,扩展视野,增长见闻,又能了解作者的思想,净化陶冶自己的情感。[5]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与促进作用,则表现在它能正风气、美教化、厚人伦与移风俗,曹丕与韩愈的文气说均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中国古代这一重视文艺教化作用的审美传统。

2.2曹丕与韩愈文气说相同之原因 

曹丕和韩愈的“文气说”各有其特点,他们之间既有同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他们的观点之所以存在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2.2.1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由于中国传统文学内在的继承性,这使许多传统文学范畴都具有一种生生相息的文化相关性,它们往往都是在吸取前人正确的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无论是曹丕的“文气说”,还是韩愈的“文气说”都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和认识。比如说“文气说”中的“气”的观念,曹丕的观点则是继承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道家的著作《老子》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言“一”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状态,此混沌状态生成阴阳二气,二气感应和合,生成冲气而成三气,三气生成万物,所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此乃老子“一元、二气、三物”的宇宙生成论的生命模式。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也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矽。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皆言“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在道家看来,气是万物的本源,同时也是人的本源。[6]曹丕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自己观点中的“气”视作主体的主要本源即人的性格气质。而作为大力推崇儒家文化的韩愈,则吸取儒家先贤孟子的思想精华,形成了自己的“气”的观点。韩愈吸取了孟子“养浩然之气”的观点,孟子曾在《公孙丑》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把气之浩大与他的辩才联系起来,并且认为气是可以通过培养来使它壮大的。而韩愈的“气”的观点则继承了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的思想。

2.2.2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曹丕与韩愈二人“文气说”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相似之处,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大多都受到古代哲学观点的影响。古代一些儒、道、佛的哲学思想,都曾对文学发展及文学观点的提出产生了重大作用。例如佛家的一些哲学思想对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禅宗思想就参与了中国古代某些文学批评范畴的形成。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意象”、“妙悟”等一系列概念把批评的重点由外部世界转为对内心世界的观照,这都是受到佛教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也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模式,即文学的范围并不是独立局限于文学本身的范围之内,自身单独发展的,而是与哲学及其他学科相互交融,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曹丕与韩愈的观点除了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曹丕在其文学观念中强调了将“文章之本”视为 “经国”之大业,这一观点受到汉儒的影响,虽出自汉儒,但又比汉儒的认识深入了一层。汉儒所谓文学的经世致用,只不过认为文学应为封建统治敲敲边 鼓而已,更重视的是文学的教化作用。而曹丕却将 “文章 ”与“经国 ”之事相提并论,更突出了文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作用。[7]直接将文章创作视为经理国家的大事业,这是作为封建帝王的曹丕所创新的地方。而韩愈的观念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韩愈的“文气说”观念中则明确表达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符合儒家的思想标准。同时,韩愈的观念中的“气”则是直承于儒家先贤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的学说。由此可见这也使得曹丕与韩愈二人的“文气说”都体现出受受惠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一特点。

2.2.3文学主体的生命精神内涵及意识相同

二人的文学主体内在的生命精神内涵及生命意识相同。无论是曹丕的“文气说”中提到的“文以气为主”,还是韩愈的“气盛宜言”都强调了文学主体的重要性,我们如果进一步探究则不难发现,曹丕与韩愈二人都有着共同的生命精神内涵。即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对崇高的敬畏。而正是这种生命精神造成了他们二人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文学创作主体的关注,这也正是当下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二人在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出了相同的生命意识,即对深远人生的思考。由于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因此古代文学体现出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无论是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进取精神,还是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之思,强调的是现世之谋略而非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从本体意义上去思考人生和宇宙,从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潮。内在人格的觉醒,使对人作本体建构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色。在魏晋那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这种悠远深沉的人生之思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展现,也就促使曹丕形成了这种注重文学创作主体本身的文学观念。[8]在唐宋时期,这种对人生之思的思想仍然在不断得到深入贯彻。无论是李白那种对人生的激进奔放的思考,还是苏轼对人生的豁达豪放的思考,都体现出对人格主体的思考与尊重,体现出对深远人生的思考,这也进一步促成了韩愈“文气说”观念的形成。

曹丕与韩愈文气说之异及其原因

3.1曹丕与韩愈文气说不同之处

   虽然曹丕与韩愈的“文气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3.1.1“气”的形成来源不同

“文气说”中的“气”的形成来源不同。曹丕所提出的“文气说”中所提及的“气”的形成主要是作家先天的一种禀赋,是先天赋予的。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说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究其根源,曹丕叹曰:“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认为作家相轻并非批评者言不由衷、爱慕虚荣。究其内在渊源是自身禀气的不同造成了个性气质的差异且确认自己是最完善的错觉在曹丕本人看来“气”是自身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具有先天性。而在韩愈的“文气说”中“气”则是具有后天性。在韩愈看来所谓的“气”不仅仅是指作家的个性气质,更是指作家的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这种“气”是需要后天培养的,要立志养气。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他认为必须立志以养气,志是气的根本,志立则气备,气备则言宜。他不断地强调培养“气”的重要性,在他的观点中“气”是靠后天培养出来的。

3.1.2“气”的文化意象不同

二人“文气说”中“气”的文化意象不同。他们虽都认为“气”会对“文”产生重大的影响,“气”是评价“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整体上来看,两个人“文气说”中对文学作品评价的某些标准和尺度仍有所不同。曹丕的“文气说”受到自由思潮的影响,主张依照作家性情而创作。而韩愈则是认为文学作品的成败取决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否符合儒家的思想标准。与曹丕不同的是,韩愈更加强调“文”要符合儒家的道义标准,相比之下曹丕的批判标准更具有进步意义,而韩愈的标准观念却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3.2曹丕与韩愈文气说不同之原因

    曹丕与韩愈的文气说之所以具有许多不同之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3.2.1社会背景不同

曹丕生活在三国时期,社会较为动荡。这个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是极度自由和解放的。同样是在连年战乱,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对儒学及一些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从关注儒学转为关注人的自身。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的曹丕处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算得上是深有体会。同时,也是在父亲曹操的影响下,曹丕一直怀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就是能够一统天下。这种远大的抱负和社会现实,使他开始注意到人的主体的强大作用,开始关注人的自觉和解放,人的主体作用被大大强化。所以,曹丕对文学作品评价的标准更为自由,主张依照作家的性情而作。同时,他也注重人的先天的才能禀赋。而韩愈生活在唐代,唐代中国整体综合国力繁盛,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处于鼎盛时期。韩愈生活的晚唐时代虽比不上盛唐时代的繁盛,但也算得上是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唐朝统治者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政策,儒学仍具有一个较高的地位。这就体现为韩愈的学说中把是否符合儒家思想标准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同时,韩愈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受到儒学的限制与束缚也是这一点的体现。

3.2.2文学思潮不同

曹丕生活的魏晋时期,面对战乱死亡、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文人们开始放弃以前深信不疑的儒学和一些传统学说,因此,在文学上就体现出一种远离儒学的倾向。同时,也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文人们的创作更加自由,也使得文学呈现了一种自由的局面。文人们开始大力弘扬人的价值,开始让人们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去积极地解决困境,由此形成了弘扬人的自身价值的文学思潮,如魏晋风骨,魏晋风骨在追求远大理想,实现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的同时,也强调人的自身价值。曹丕所提出的“文气说”与汉末魏初“人的自觉”的解放文学思潮相适应。而在韩愈生活的唐代,处在唐代的晚期。晚唐时期在文学发展上,没有了盛唐时期的繁盛,文学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低谷的阶段,文学创作上再也无法超越前人,所以文学创作者们开始另辟蹊径,于是整个社会开始流行复古的文学思潮,文坛上开始了众多的复古运动,其中韩愈本人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复古文学思潮流行的情况下,儒学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这种独特的思想已经开始内化到文人的创作中,成为一种标准,这也就再一次体现了韩愈文学评价的标准以儒学为标准。文学思潮的不同造成了两人观点的不同。

3.2.3文人自身及其文化心理不同

在魏晋时期,文人大多数感觉无用武之地,但他们的心里多是一种想要抒发满腔远大抱负,想要高扬自身的远大理想。因此,在他们面对痛苦的现实时,他们并没有沉溺于这种痛苦的现实中,而是开始一种积极地探索,开始寻求一种解决痛苦的途径。他们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宣扬一个理念,即要树立远大的个人理想和抱负,要强调和突出个人的价值和作用。这也就形成了当时文人突出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体精神的文人心理。因此,曹丕的“文气说”中显现着一种主体自由的精神。在韩愈生活的唐代,在经历过李白等人的高昂的创作兴盛过后,文学创作进入了相对低迷的阶段,文人再也没有李白式的激情式的文人创作心理。大多数的文人开始想在过去的文学或历史中寻找新的发展出路,韩愈也不例外,他开始在先秦两汉的文学中寻找出路,他的内心呈现出一种复古的文人心理。因此,他大力推崇儒学,尊崇复古。他的“文气说”中的“气”的这一观念承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的理念,直接受到古代优秀思想理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人心理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4 总结

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文气说”的发展可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不管是曹丕的观点,还是韩愈的观点,虽然各有其不同,但是这两种观点对后世的文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都能从中吸收到有益于文学发展的部分。无论是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还是对整个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曹丕的“文气说”作为一种开创,它有其独特的重大意义,它开始将许多文学批评和鉴赏者的目光从文学作品本身移到了创作主体的身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创作主体的作用与意义,曹丕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以及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结而融为一体并促使文学的地位得空前的提升,从而为后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韩愈的“文气说”也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韩愈的“文气说”把孟子养气论文之说发展为论文学的学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同时他的继承与阐释又较其他文学家更为详尽精辟,这使得他的“文气说”被广为沿用。[9]韩愈的“文气说”在整个“文气说”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文气说”的成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管是曹丕的学说,还是韩愈的学说,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7.                   

[2]牛伟.曹丕“文气说”研究评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02):158—159.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9.

[3]张清华.韩愈的文气说[A].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论文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7—32

[4]张鹏飞.曹丕《典论·论文》中“文气说”的审美特征[J].商洛学院学报,201006):51—56.

[5]曾宪文.中西方文学功用论比较[J].达县高等专科师范学院学报,2002(04):51—53.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14.

[7]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9.

[9]关伟.论传统文论中“文气说”的渊源的流变及内涵[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0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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